在民间各界给高考改革开药方的热潮中，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也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含有一套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
    这剂针石，敲中了多年来高考的隐痛之一，但高考已被捆绑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利益之间，似乎动弹不得，这份方案将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改变现状？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张千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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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缺乏公民参与，高考改革必然停滞不前
    中国青年报：作为法律界人士，您和您的同仁都属于教育的圈外人，为什么将目光聚焦高考改革？是想达到激活现有的考试改革思路的效果吗？
    张千帆：长期以来，高考改革似乎只是教育圈子内部的问题。当然，从“专家治国”的角度看，高考改革确实应该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但高考改革不只是教育专家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关心的、涉及每个家庭利益的问题，所以必须在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下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高考改革改来改去，必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
    你可以说医保问题是医疗卫生专家的特长，但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是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如果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我看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很难达到这个目标。高考和教育改革也一样，都不只是专家问题，因而不应该只由教育专家说了算。由于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反而更加偏向大城市等既得利益群体。这说明，只是在圈子内部关起门来进行高考改革是不够的，这样的改革满足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律界人士以往也不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最好的人才进不了最好的大学，这意味着中国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严重失误，不仅耽误国家的人才培养，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法律界人士关心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我们这个课题组是很自然走到一起的，因为宪法第33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学者自然很关心公民的平等权，在孙志刚案件、废除收容遣送办法、户籍改革、乙肝维权等一系列事件中一直提倡取消形形色色的歧视，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个。

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考生基数大，却成为京沪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
    中国青年报：在您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中非常尖锐地批评目前高考制度“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并举例，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报告指出，“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则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歧视问题？
    张千帆：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误区或盲区，那就是全社会都在关注高考，却看不到普遍严重的招生歧视。广大考生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录取，而录取机会首先取决于招生体制；如果在招生环节上歧视不同地域的考生，那么考试设计得再合理也没用。实际上，在招生歧视的基础上改革高考体制很难取得实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过去一二十年的高考改革成效有限。诸如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大的省份考生基数也相当大，因而往往成为京、沪等地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农业为主的省份得到的招生指标远低于其考生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