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是很容易被自然的美景所吸引，但又有多少人会去洞析其中深邃的生命含义并从中获得力量？比如说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屏障——各种树木与植物。它们随季节变化岁岁枯荣，并且一次比一次繁茂，其对自身生命的消解与重塑，不正是对人类历史与人类自身的呼应与影射？就此意义而言，我画风景尤其关注自然界中植物的生存形态并加以表现。
　　对我而言，我并不简单地把我所画的作品归为传统“风景油画”。因为我的这些作品有意地消解了景色所起的审美作用，而且画面中并无深远或平远的景深，趋于平面化的画面则更多了些构成的意味。所以我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去建构“画面秩序”，让画面呈现“形式之美”，以形式的力量去表现所画物象的生命张力。  
　　画自然中的植物必然要特别倚重写生，坚持对景写生是我一贯遵循的基本法则。与传统油画写生的美学标准有所不同的是，我不会计较所画景物的清晰程度和由此而产生的视觉的愉悦，可视的形象在我的作品中可能变化为一个色块，几根线条或由点线面共同组合成的是抽象的图形，或许它会在一定视距外显出它的真貌，或许就只是一组色彩关系而已。但不论画中的图形或形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它只要能融入画面，为统一的画面服务，在我看来它就是合理的。在作画过程中，我比较关注画面结构、色彩与用笔三个方面。
　　在确定画面结构时，更多的是以“解构”来变化传统的中心构图形式，使原先习惯位于画面中心的主题，非常符合逻辑地解体，并向四方散开去，形成在统一的视野原则下，多项向外扩张，或向深处渗透的构图形式，目的是使画面的空间更开阔。但无论怎样，在作品未完成之前，画面的结构与框架都是不确定的，它只能随着色彩在画面的附着而逐渐显现出来。
　　自然界中植物的颜色随四季的更替变化而具有了象征的意义，这种色彩的象征性也增添了绘画作品的人文气质。可以说我所画的黄色调的池塘枯荷与绿色调的芭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个人的情绪。至于确定什么样的画面色调决定于我所面对的景物适合营造何种气氛与意境。但有时为了整体色彩关系的和谐统一，我的视线会暂时离开写生对象，就画面本身进行一番调整。写生所获取的“自然的色彩”，只是起填充与增加细节的作用。因此，所谓的写生性的色彩只能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说一幅画中的色彩表达了作者的情绪，那么用笔则在很大程度上负载了作品的形式语言。
　　在具象绘画中，用笔始终无法脱离画面结构与形象的约束而独立存在，是让用笔表现物象的真实感还是让其显露独立的形式美感，体现了艺术家不同的追求，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并无好坏高低之分。而我则试图对以上两种取向作一个结合，即借助形象表现对用笔的形式美感的追求。用笔的独立性“隐”在可视的形象之中，具象的物体就变为表达形式之美的载体而非最终目的。这种手法是受到以“意象”造型为主的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影响与启示的。油画作品中的用笔虽没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干湿与墨色之变化，但在用笔的轻重缓急、起承转合等基本画理上则是相通的，两者对用笔的变化而产生的节奏韵律的追求是一致的，我作品中有些“线描”与“枯笔”的笔法就是由此而来。
　　通过与大自然的交流与对话，使我领悟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古训同样适用于当代的油画家，因为人们的眼睛最终接受的还是一些非自欺的东西。